1943年3月下旬，虽然已是初春，可日伪统治下的阜新依然北风呼啸，寒气袭人。一天黄昏时分，呜呜的大风刮得阜新市新邱小街饭馆的幌子簌簌发抖，饭馆外来了三个逃荒的难民，两男一女，衣衫褴褛，满面风尘，操着河北口音。他们通过饭馆伙计打听到伪满阜新炭矿株式会社新邱露天堀佟把头的住处，找到这位老乡。佟把头认得其中一位姓于，是个木匠，以前和他有过交往，当即把于木匠留在柜上当了铁道木工，安排另一位当了井下推车工人。于木匠为人忠厚，技术熟练，喜欢和矿工交朋友，很快就在矿上站稳了脚，扎下了根。

当年的新邱还很荒凉，大街东头和兴隆河南岸稀稀落落的有十几户人家，铁路以南是矿区，矸石山旁长着一人多高的蒿草；中部是日本人大院，全是洋房，西、北部为矿工简易住宅，是一片低矮的棚户区。矿工多是来自河北、山东的逃荒难民，为了谋生才冒险下了关东。这些矿工在日伪的法西斯统治下过着苦难的生活，整个矿山就像一座大牢笼，外界的信息很难传进来。于木匠等人的到来，给窒息的矿山吹进一股凉爽的春风，每当天黑，于木匠家那低矮的小房子里就挤满了河北易县的老乡。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乡亲们十分关心日军侵占华北后河北老家的情况。于木匠就给他们讲述 “狼牙山五壮士”等八路军同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的故事，讲八路军开辟晋察冀根据地的大好形势。每当老乡来家时，于木匠媳妇就炒一把糊米当茶款待他们，还经常为他们洗补衣服鞋袜。就这样，于木匠就成了这些矿工的朋友。

一晃两个多月过去了，一天夜里，于木匠出门送走了几位来唠嗑的老乡，仰望满天星斗，他情不自禁地想起河北省老家，想起临来阜新时老家亲人对他的殷切   嘱托。

原来于木匠叫于宝琪，河北易县人，1906年生，1938年参加革命，任晋察翼边区易县四区工会主任。1943年１月，中共中央东北工作委员会在晋察翼边区平山县举办抗战训练班，培训地工人员到东北敌占区开展地下斗争。由于于宝琪在沈阳奉海路当过铁路工人，在东北有一些老乡且经常有书信来往，又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因此被组织上挑选参加了训练班。经过两个多月的培训，东北工委派于宝琪和曾在沈阳自来水公司当过工人的训练班学员孙玉明到阜新煤矿，开展地下工作。临行前，东北工委副书记韩光(这位韩光是黑龙江齐齐哈尔人，解放后曾经担任黑龙江省省长、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找他俩谈话，交待任务。韩光说：“你们的总任务、总方针是，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配合反攻。你们虽然只有两个人，也是个支部。本应三个党员才设的支部，你们站住脚之后，就发展党员嘛。”就这样，中共中央东北工委直属阜新支部成立了。支部书记由于宝琪担任。按照东北工委的指示和要求，于宝琪化名于安，带领孙玉明和爱人于桂婷，化装成讨饭谋生的难民，闯过日伪军戒备森严的山海关，坐火车来到   阜新。

有了社会职业作掩护，中共中央东北工委直属阜新地下党支部的工作很快开展起来。到1944年春天，阜新地下党支部先后发展了陈玉林、杜焕武、张尧、于德水、赵振庭5名同志入党，支部力量进一步加强。为了更广泛地开展工作，几名党员明确了分工，分别在工人、劳务系职员、“勤劳奉仕队”（伪满征“国兵”时不合格的青年，每年服劳役4个月，连续服劳役3年）中开展工作。党员之间不发生横向关系，直接和于宝琪单线联系。

于宝琪通过写“家信”和派人回关内“老家”，向东北工委汇报工作，报送情报，接受指示。当时，阜新煤矿“特殊工人”的抗日斗争就像烈火熊熊燃烧，于宝琪原本打算和他们联系，共同开展抗日斗争，东北工委副书记韩光同志明确指示，“特殊工人”中八路军的身份已经暴露，和他们接触不利于你们长期隐蔽，你们可以发动矿工开展经济斗争，还可以稳妥地对“勤劳奉仕队”做些工作。于是于宝琪打消了和“特殊工人”联络的念头。

根据东北工委指示，于宝琪鼓励矿工开展消极怠工和争取福利的经济斗争。当时的矿工生活极其困苦，日伪统治者给工人配给橡子面充饥。又苦又涩的橡子面吃得人们面黄肌瘦，矿工及家属对日伪统治者怨声载道，迫切要求改善生活待遇。鉴于这种情况，地下党支部决定因势利导，发动群众同日伪统治者开展经济斗争。一次，恰好矿上来了两车苞米面，工友们想买又没有钱，急得来找于宝琪商量。于宝琪给大家出主意：到佟把头柜上去借。佟把头柜上的管账先生陈庆荣私心极重，平日尽在工人身上揩油水，工人们恨透了他，都叫他“陈小鬼”。于宝琪领着工友们找到“陈小鬼”。“陈小鬼”依仗着日本主子的势力，根本没把于宝琪放在眼里，蛮不讲理地说：“不借，没有钱，有法自己想去!”于宝琪指着“陈小鬼”正在吃喝的酒肉说：“没有钱，你的酒肉从哪来的？”气得“陈小鬼”一听这话，破口大骂。于宝琪再也按捺不住胸中的怒火，一把拽住“陈小鬼”的衣领把他从炕上拖了下来，顺手狠狠地抽了他两个耳光。“陈小鬼”从来没有吃过这样的亏，操起家伙就扑向于宝琪。同去的工友们岂能叫于宝琪吃亏，急忙把他们拉开了。佟把头知道了这件事，晚上派人把于宝琪找去。于宝琪对佟把头说：“工人吃不饱饭都不想上班了，陈庆荣不借钱给工人，这是把工人往绝路上逼，实际上是给你佟大哥当上。”佟把头认为于宝琪讲得有些道理，再加上陈庆荣平日在工人中挑拨离间，拉帮结伙，佟把头早就对他不满，于是就撤掉了陈庆荣的管账职务，同时答应借钱给工人，还请于宝琪给推荐个人管账。于宝琪就趁机推荐了地下党支部骨干分子张尧，佟把头立即同意，并当众宣布张尧为账房正管。这场斗争使工友们看到了团结起来的力量，工友们同于宝琪的关系更加贴近了。 

秋去冬来，雪花飘飘，到了换棉衣的时候，然而各柜上的把头借口一些工人出勤少，将他们的劳保棉衣扣住不发，准备卖给商人从中牟利，佟把头也扣了一百多套棉衣存放在仓库里。于宝琪得知此事后，一面劝说佟把头把棉衣发给工人，一面吩咐杜焕武去联系没领到棉衣的工人，准备同把头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正当于宝琪劝说佟把头给工人发棉衣，而佟把头正犹豫不肯将刚刚到手的“肥肉”丢掉的时刻，杜焕武领着百余名工人包围了他的住宅。工人们听说佟把头不肯发棉衣，在杜焕武的组织策划下都气愤地高喊：“不发棉衣就不下坑干活!”有的人还故意喊：“不发给棉衣，就烧他的房子!”佟把头从没见过这场面，怕把事情闹大了，赶紧让人从库房里拿出棉衣发给了工人们。其他柜上的把头听说这件事后，也都将扣下的棉衣拿了出来。

侵华战争不断扩大，日本帝国主义急需煤炭，在阜新开展了“大出炭”生产运动。于宝琪他们就千方百计采取消极怠工和制造事故的办法破坏日伪“大出炭”。工人编了顺口溜：“磨洋工、磨洋工，拉屎撒尿半点钟；唬弄鬼、唬弄鬼，唬弄一会儿是一会儿。”比如，在装车时，事先抽掉木头做的矿车底板，一串矿车从坑下牵到选煤厂，由于运行中的震动，装得满满的矿车往往漏成了空车。有时工人们卸掉矿车的轴头螺丝，致使矿车翻车掉道，堵塞运输线。于宝琪是铁道木匠，专门破坏铁道，背着日本工头将铁道的关键部位弄坏，再当他们的面修好，可是当日本工头一走，于宝琪就抡起大锤打飞道钉，别歪道岔，矿车一走就脱轨。阜新地下党支部还注意做“勤劳奉仕队”人员的工作，在他们的教育下，“勤劳奉仕队”有些人在日本投降后参加了八路军。

为了更加方便工作，于宝琪借佟把头的名义在新邱南部开了个煎饼铺，指定于德水、陈玉林、于桂婷支撑门面。这样与党员间的联系方便多了，有什么事需要碰头，在你买我卖的过程中就可以解决。煎饼铺不仅成了党员的秘密联络点，还是党支部联系群众、了解敌情动态并向群众进行秘密宣传的阵地。去煎饼铺买煎饼的既有工人、老师、小商贩等一般群众，也有劳务系、勤劳奉仕队、帮会团体的一般人员及一些小头目。时间一长，于宝琪与他们混熟了，可以探听到许多不太容易听到的消息，遇到一些小麻烦，也可以通过他们解决。于宝琪还派陈玉林打入新邱上层人士的帮会组织“家礼会”，以便更多地搜集敌人的情报。一次，陈玉林听到一些上层人物议论：太平洋战争打得很艰苦，日军伤亡惨重，缺粮断炊，许多士兵杀战马充饥；又听说日军前线吃紧，兵源不足，准备把三年一轮换的兵役制度改为二年一轮换。党支部先后将这些消息在工人群众中秘密传播，揭露敌人在战场上不断失败、逐渐走向灭亡的真相，坚定了群众的反满抗日的信心。

1945年8月15日，于宝琪去火药库领火药，管火药的日本工头垂头丧气地说：“现在火药、雷管统统地不发了，翻过来的有了！” 于宝琪一听就明白了，日本垮台了!

于宝琪立即赶回矿井把这好消息告诉大家，矿井马上沸腾了!工友们无不热泪盈眶。这天晚上，于宝琪组织全体地下党员召开了第一次支部大会，分析形势，布置任务。会上确定：一是广泛宣传日本投降的消息；二是组织工人护矿队；三是筹集粮食；四是准备迎接八路军接收。会后，按党员分工，立即开展了紧张的工作。大街小巷贴了不少“小日本彻底垮台了”、“欢迎八路军早日到来”等标语。地下党支部又在新邱地区召开了群众大会，宣传抗战胜利的喜讯，号召工人群众团结起来，保护矿山，迎接八路军。地下支部还做通了佟把头的工作，动员组织起十多辆大车，从附近农村和新立屯运进一批粮食，从矿劳务系挖出一批粮食，解决了工人的吃饭问题。

当时，苏联红军虽然进驻阜新，但是他们对阜新的情况不熟悉，再加上忙于安置日本战俘和接收矿山的设备，对社会管理不力，秩序十分混乱。一些伪满上层人物及地方豪绅组织起“阜新市治安维持会”，准备迎接国民党接收；一些矿山伪职员网罗日伪残余势力，组建了阜新煤矿“自兴维持会”，妄图独揽矿山大权；煤矿“特殊工人”中的原国民党军队官兵也成立了“工人自卫队”、“八路挺进军”等武装，占据伪满市公署；流寇惯匪孙伯英、雷子阳趁机进城招兵买马，自封“司令”，占领县城。这些队伍成分复杂，既有伪警察、矿警、土匪流寇，也有国民党军队被日军俘虏的官兵，还有少数矿工。他们不打击伪满势力，却乘乱打劫店铺、抢掠财物、骚扰百姓。地下党支部便教育工人不要参加这些队伍。同时，组织起二百多人的护矿队，不几天发展到七百多人。他们利用打尖了的铁管子和收缴的日伪矿警的枪支做武器，昼夜巡逻，守护在矿井和居民区，防备敌人破坏。

9月10日，留在市区探听消息的杜凤武向于宝琪汇报：八路军先头部队已开进海州，在新邱当过“特殊工人”的叶舟也随军来接收。于宝琪立即赶到市区，向准备就任阜新县县长的叶舟等领导汇报情况，介绍阜新形势。第二天，他带一个班的兵力配合叶县长接收阜新县，将土匪孙伯英一伙人驱逐出县城。此后，前来接收的八路军部队陆续到达阜新，接收矿山。在地下党支部的精心保护下，新邱矿区完整无损地回到人民手中。这时，军需供给紧张，于宝琪就组织党支部成员率领护矿队四处征收粮食，供应部队。同时，按照中共阜新工委和县委的统一部署，以护矿队为基础，在阜新县一带扩军。不久，阜新工委和阜新县委将这七百多人分别编入冀热辽八路军主力部队和阜新县大队。

八路军接收阜新后，中共中央东北工委直属阜新地下党支部的5名党员，分别被派到矿上和区政府担任领导工作。这年年底，国民党军队进犯阜新，中共阜新地委(原工委)和军分区撤到阜新北部农村开辟根据地，于宝琪随军撤到农村，先后担任王府区、务欢池区区长，阜新县武工队队长、阜海武装大队队长等职务。阜新解放后，曾任阜新矿务局新邱矿、高德矿矿长，后来任本溪矿务局副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