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对煤炭的需求更加紧迫。为了攫取更多的煤炭，阜新日伪当局采取“要煤不要人”的野蛮开采政策，对广大劳工特别是“特殊工人” 的压榨更加残酷，从而激起“特殊工人”更大规模的反抗。抗日斗争就像熊熊烈火，燃烧在百里矿山。

1942年8月25日，石门（石家庄）“劳工教习所”将八路军连长刘贵为大队长、崔溯源为副大队长的300名“特殊工人”押上“闷罐”火车，送到阜新新邱采炭所充当苦役。这300人绝大多数是冀中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指战员和地方干部，他们的共同心愿是“逃出满洲国，返回根据地”。

早在石门“劳工教习所”时，原抗大二分校三团宣传股股长李振军（化名马良）、抗大二分校三团政治主任教员朱韬（化名李满贵）等12名党员，秘密成立了党支部。到新邱采炭所后将党支部改为新邱特别支部，支部书记李振军，组织委员是八路军冀中第六军分区三十一区队三连指导员戴绪书（化名赵松涛），宣传委员朱韬。

这支“特殊工人”大队来到新邱下菜园子之后，大队长刘贵就提出“突破电网，集体暴动”的意见。新邱特别支部负责人李振军、朱韬制定的斗争方针则是“教育群众，团结对敌，积蓄力量，等待时机”，认为当前要搞好调查摸底，了解敌我双方面情况，以便根据新的条件制定新的斗争任务和斗争方式。没想到正在摸底时，队里跑了几个人，这一下情况紧张起来，伪矿警队为了“杀鸡给猴看”，把一条大狼狗贴在电网上。大家感到再也待不下去了，早晚得死在日本人手里，趁敌人没下毒手之前，赶紧暴动。由于这种想法得到大队长刘贵的支持，立刻成为多数人的意见。新邱特别支部经过认真、慎重研究，最后同意了暴动。

刘贵虽然不是党员，不了解新邱特别支部的情况，但他在冀中根据地时就认识李振军和朱韬，对他们的身份心中是有数的。为了保证暴动的成功，在暴动前做了周密安排。按照新邱特别支部意图，成立了两个突击队和一个护送小组，指定阎锐、王志光分别任突击队长，分两路突破电网，打开仓库取出铁锹、洋镐作武器，夺取门卫矿警队枪支，掩护大队突网；指定齐文义在暴动前护送两位病弱的党员。暴动时间确定在9月2日夜里12点，以哨音为令，刘贵担任总指挥。突破电网暴动前以班为单位分发了干粮——每人两个高粱面饼子。计划暴动成功后，把现有的6个班建成6个连，拉起队伍，取道热河奔回根据地。

按照预定计划，9月2日夜10点，趁天黑，齐文义悄悄摸进厨房，拿出两把菜刀，分给韩玉波一把，齐文义拿着菜刀在前边带路，戴绪书、韩玉波在后边警戒，三个人悄悄向医院附近的小水沟处爬动。他们爬行约50米，便到了小水沟旁。有段电网架在小水沟上面，电网和小水沟之间有一条一尺多宽的缝。齐文义让大家停下来，他准备滚下小水沟，钻到外面去接应。这时，戴绪书说：“我个头小，身体瘦，探路更合适！”说罢挺身而出，抢过菜刀，滚入沟底，爬到3300伏的高压电网下，霎那间，一道刺眼的蓝光闪过，戴绪书触电牺牲了。戴绪书，湖北黄冈人，归国华侨，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八路。

深夜12点左右，突击队砸开仓库，取出铁锹、镐头等作武器；齐文义从窗户跳进劳务系砸毁了电话机，并抢下地图以备行军和战斗；王志光带领20名突击队员向北门突击；阎锐带领20名突击队员向东门（正门）运动。出乎他们意料的是，由于电网闪出的蓝光惊动了值勤矿警，敌人有所警觉，采取了防范措施，在大门外埋伏了机枪，立刻以密集的火力封锁住通道，阎锐带领的突击队因此受阻，不能前进。这时，大路上汽车轰鸣，马队狂奔。日军驻阜新部队、宪兵队、警备队、矿警队倾巢出动，从四面八方赶至下菜园子镇压。

暴动队员们用砖头、瓦块抵挡着追杀过来的敌人，最后又奔向西北角。韩玉波为大家开辟道路，情急之下用菜刀砍电网，不幸触电牺牲。有的暴动队员从宿舍里抱出被褥往电网上铺盖，想踩着被褥越过电网；有的见被褥着了火，就往上浇水，企图将火熄灭，不幸被电死。人们又找来门板，搭在电网上往外跳。王志光看见有人蹬着电瓷瓶越过电网，他也小心翼翼地蹬着电瓷瓶跳了出去。他和逃出去的几十个人聚集在高粱地里，还没来得及商量对策，日伪军警就疯狂地向高粱地里开枪射击，他们不顾一切地向西北方向跑去。阎锐跟在一个暴动队员身后，从南边一处电网缝中钻了出去，冒着硝烟烈火，向南山奔逃。

天渐亮的时候，日伪军警缩紧包围圈，大部分暴动队员被压缩在大院中间空地上。暴动终于失败。参加新邱下菜园子暴动的共计292人，只有67人逃出，五人当场牺牲，45人身负重伤。暴动总指挥刘贵、副总指挥崔溯源和“特殊工人”的正、副班长被押到日本宪兵队审讯，后转到锦州监狱被残酷杀害。中共新邱特支负责人李振军、朱韬和208名“特殊工人”被关进“海州工人辅导所”。

这“海州工人辅导所”实际上日本宪兵队附设的特别监狱，关押的都是所谓的“思想犯”“国事犯”，院子不大，周围是两人多高的围墙，墙头上拉着电网，四个角上安了探照灯，出大门不远横着一道一丈多宽一房多深的壕沟，当中是吊桥，壕沟两旁还有两道铁丝网。这里的几个看守都是中国人，领头的是国民党阎锡山部队的一个排长，原来也是“特殊工人”，因此对被捕的“特殊工人”有些同情。还有个姓张的看守，原来是东北军的班长，有些民族意识。到“海州工人辅导所”后，为坚持斗争，李振军、朱韬又重新整顿了党的组织，在新邱特别支部的基础上成立了“海州工人辅导所”党支部，书记李振军，宣传委员朱韬，组织委员黄涤尘，有党员9名。支部积极采取里应外合的策略，利用敌人急于采煤的心理，通过姓张的看守秘密联系，请求高德采炭所党支部设法营救。

10月初的一天，高德采炭所“特殊工人”大队长刘绍曾（八路军副连长）接到 “海州工人辅导所”监狱姓张的看守送来的纸条，纸条用铅笔写着 “新邱事败，被捕在狱。情况危急，望速营救”。并告诉刘绍曾是马良和李满贵写的。他立即找到高德采炭所“特殊工人”塞北党支部书记范荣绪。两人认真分析，认定是李振军、朱韬写的（马良、李满贵分别为李振军、朱韬的化名）。经过支部研究，马上展开营救活动。他们首先发动“特殊工人”凑了些饭票，到矿上小商店买了些礼物送给日本把头金藤，通过金藤活动“海州工人辅导所”所长，允许他们探监，看望了难友。当时日伪当局为了多出煤，提出“采炭报国”的口号，刘绍曾就以高德采炭所“劳动力不足”为理由，请求释放被关押的“特殊工人”来补充“采炭报国”。同时暗中布置高德采炭所“特殊工人”泡病号，不下井，“磨洋工”，造成井下缺人、生产下降的局面，使“大出炭”变成小出炭。日伪当局为了多出煤，只好陆续将被关押的还能干活的53名参加暴动的“特殊工人”释放，其余难友都惨死在狱中。由于没有暴露身份，李振军、朱韬也被营救出狱。

李振军、朱韬出狱后，新邱特别支部与高德塞北支部合并成立新的支部，为了纪念十月革命，叫十月特别支部，由李振军任支部书记，范荣绪为组织委员，朱韬为宣传委员，共有党员21名，党支部总的政策、口号是“教育群众，团结对敌，积蓄力量，等待时机”。支部还团结高德采炭所“特殊工人”中的国民党军队被俘官兵，共同对敌斗争。党支部吸取了新邱下菜园子暴动失败的教训，把组织“特殊工人”公开斗争转到秘密串联、分散逃跑。李振军、朱韬同范荣绪、刘绍曾于1943年3月5日，借口到孙家湾买鱼，离开高德采炭所，在一个普通工人家里换上事先准备好的长袍、礼帽，分别在阿金和海州车站上火车，逃离阜新，重返抗日根据地。解放后，李振军曾任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政委，朱韬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体育学院副政委。新邱下菜园子“特殊工人”暴动虽然失败了，但它对日本侵略者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对生活在铁蹄下的阜新人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它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反抗侵略的英雄气概，体现了共产党人坚贞不屈的革命情操。

新邱下菜园子暴动虽然失败了，但“特殊工人”的抗日斗争并没有停止。1943年春，日本侵略者为完成“北边振兴计划”，加紧中苏边界军事工程的施工，从阜新煤矿调去3000多名“特殊工人”到东满和北满的虎林、兴凯湖等地修筑军事工程。因时值11月严冬来临不能施工，日军又把这些人调到抚顺、本溪、辽阳等地工矿继续服苦役。还有几千人继续在阜新煤矿挖煤。一些“特殊工人”因为有反满抗日思想，被关进日伪阜新平安监狱。

日伪阜新平安监狱是1942年建立的。监狱防卫森严，四周设有炮楼。被关押的中国人最多时达1000多人，其中40％是“政治犯”、“思想犯”、“国事犯”，大都是冀热辽抗日根据地游击队的干部战士和革命群众，即“特殊工人”。

这些被关押的“特殊工人”主要从事下井采煤、掘进，每天干活12小时以上，却吃不饱饭，很多人营养不良得了浮肿病，严重时,不治而死。监狱的北面有两间房子做死人仓库，中国人死后，衣服、鞋全被扒掉，赤裸裸地被扔进死人仓库里，然后抬到孙家湾南山万人坑埋掉。被关押的“特殊工人”为了生存和解放，面对非人的待遇和血腥统治，利用一切机会进行反抗和斗争。

1942年11月下旬的一天凌晨五点多钟，四十多名被关押的“特殊工人”，去平安三坑干活，乘看守不备，途中逃跑，迫使平安三坑停产一个多月。

1945年8月１3日，日本垮台的局势已经明朗，极大地鼓舞了“特殊工人”的斗争勇气，傍晚6点多钟，200多名被关押的“特殊工人” ，在共产党员李新田等人宣传鼓动下，用石块、砖头、木棒作武器，同几十名看守和临时组织起来看守监狱的日本人英勇搏斗，把他们打得抱头鼠窜。暴动的“特殊工人”夺下西门看守的战刀，刺死看守，大家用力推开监狱的大铁门，冲出监狱。在暴动中有十几名中国人被打死打伤，二百多人获得自由。

8月13日暴动以后，日本军警从监狱5号牢房里提出二十多名“政治犯”，秘密杀害在地沟里。血腥的屠杀迫使被关押的“特殊工人”又酝酿新的暴动。8月14日晚６点多钟，他们还是以石块、砖头、木棒作武器，边打边往外冲，同时对着炮楼大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炮楼上的伪满看守已经知道日本要完蛋，不愿再给日本人卖命去屠杀自己的同胞，便只朝天放几枪。被关押的“特殊工人”用铁棍撬开北门的大铁锁，从容地跑了出去。

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饱受压迫奴役的“特殊工人”终于获得了解放。他们在地下党组织领导下，立即联合矿工组成护矿队，迎接八路军派人来接收煤矿。后来，这些人大多数参加了在阜新组建的八路军冀热辽军区22旅64团，投入解放战争，走上新的战斗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