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顺市望花区古城子街1路1号，春日暖阳下，“抚顺煤矿博物馆”7个字熠熠生辉。

抚顺煤矿博物馆展厅内，矗立着一尊构图简洁干练的浮雕，生动地反映了抚顺煤矿百余年的历史进程。整座浮雕70%的部分是一条东西走向的远古龙脉脊梁，画面中央凸显的是现代矿工和煤矿工程技术人员的形象，寓意着支撑这一“龙脉”的其实就是我们的煤矿工人。

驻足浮雕前，100多年来的波澜壮阔卷起万千思绪——在困境中抗争的抚顺煤矿工人，给我们留下了怎样的精神财富？

不屈的抗争

一张由光绪皇帝御笔批复的允许抚顺煤矿开采的奏折，陈列于抚顺煤矿博物馆。

“1901年10月8日，奉天将军增祺呈书上奏慈禧和光绪，请批开采千金寨煤矿，光绪皇帝朱批：‘著照所请该部知道’”。抚顺煤矿馆讲解员刘英介绍，同年12月9日，增祺正式向申请开矿的王承尧、翁寿颁发了“开采批准书”。从此，抚顺煤矿拉开了近代开采的帷幕。

随即，王承尧开始募集商股，先后筹集白银十万两，组建了“华兴利公司”。华兴利公司总部设在千金寨，分公司设在沈阳。王承尧自任总办，统管5个坑口，矿工多时每天五六百人，从1901年2月开始产煤，每日产煤少则10万斤，多则70到80万斤。王承尧以中国民族资本办矿，成为抚顺煤矿近代开发史上的首任矿主。

1904年2月，日俄战争在中国关东地区爆发。1905年1月，王承尧拥有的5个矿坑中的3个被俄军武力占领。3月，俄军战败，日军占领千金寨。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占据，王承尧屡次向设在奉天的中国衙门和日本驻奉天的官员申诉、交涉，要求收回煤矿。然而，在长达6年之久的争夺矿权斗争中，王承尧耗尽钱财和精力，先后上书达11次，充分展示了反抗强暴的傲然风骨。但却终因朝廷的软弱无力，未能如愿收回矿权。

事实上，在日本帝国主义残酷剥削和血腥镇压面前，抚顺煤矿工人的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煤矿工人前仆后继，采取公开的、隐蔽的、有领导的和自发的持续不断地斗争，给予日本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以沉重的打击，也促进了广大工人群众的觉悟。

据《满蒙要览》记载，从1916年到1925年10年间，抚顺工人的罢工就有25次，从1926年到1929年又有6次，而1926年1年间就有4次罢工斗争。

尤其在1919年5月4日反帝反封建运动在北京暴发后，一时间，全国学潮、工潮风起云涌。

同年7月，古城子露天堀 300名运输工人举行罢工。当时，由于日本人强行投采，运输工人要在铁道运输线路不平，且没有信号的条件下，每天连续工作12小时以上，事故不断发生。在安全与生活无法保证的情况下，工人们举行罢工。开始，炭矿当局收买部分工人上工，但罢工工人看穿了这一阴谋，手握镐把堵住各道口，劝说来上工的工人，迫使生产瘫痪，在坚持三天三夜之后，矿方被迫答应工人要求，罢工取得胜利。

1924年，老虎台坑和万达屋坑千余名工人联合起来，反对新工资制和涨价，连续举行两次罢工。在工人们的坚持下，矿方不得不贴出布告：煤车不掉价（矿工装煤车为计件，此指装车价不减），伙食不涨钱，罢工两天，工资照发，工人取得了胜利。

燎原的星火

理想信念，让人坚定执着；初心使命，让人一往无前。

1927年10月，中共满洲省委成立后，把抚顺作为党的活动中心区域之一，责成省委干部王立功、王仁斋、王振祥、张贵一、王鹤寿等分别来抚顺工作。他们深入煤矿，发动矿工开展工人运动，建立红色工会组织斗争。

1929年4月，王鹤寿深入古城子地区，建立了党的外围组织互济会。在党的领导下，工人运动遍及抚顺各矿厂，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和炭矿当局。

1930年6月，满洲省委又派张干民（即赵文栋）来抚顺工作。张干民到抚顺后，深入古城子露天堀，同矿工打成一片，参加采煤工作，发展党员、赤色工会会员，提出工人最迫切的要求，发动和领导工人群众开展斗争。经过努力，他在抚顺炭矿发展了一批党员，如古城子坑的李鹤年，东乡坑的朱东山，大井坑的郝金贵。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抚顺煤矿第一个党支部，经过选举，张干民任书记。之后，张干民等人又发展了赤色工会会员30余名。

同年7月，中国总工会在上海召开大会，郝金贵参加了这次会议。回抚后，决定在抚顺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抚顺职工会（简称抚顺赤色工会）。很快又发展了四五十名会员，并在古城子召开了抚顺煤矿工会成立大会。经过民主选举，郝金贵为抚顺煤矿工会主席，委员有张干民(兼秘书）、朱东山、李鹤年。在工会组织壮大的同时，党的组织也在发展扩大，到3月初，抚顺已有14名党员，根据满洲省委指示，在古城子召开了干事会成立大会。经过党员选举，张干民任书记（兼组织委员），委员有朱东山（负责农民工作）、李鹤年（负责宣传）、郝金贵（负责工会）；抚顺特支下设三个支部：古城子支部（书记李鹤年）、大井支部（书记郝金贵）、郊区农村支部（书记朱东山），李爱民负责团的工作。

干事会成立后，抚顺特支积极发动和领导工人开展斗争，主要是领导工人闹大柜和与把头作斗争。古城子和大井两个支部，分别发动工人和把头算账，要求把头将克扣工人的工资交出来。此外，特支还组织工人打鬼子、分饭房等活动。到9月份，抚顺煤矿已发展成立了5个党支部，其中有三个矿山支部，一个发电支部和一个农村支部。全市共有30余名党员，5名团员。到11月初，中共满洲省委主要成员林仲丹来抚顺巡视工作，由于叛徒范青(又名胡捷三）告密，林仲丹、张干民，李爱民和省委特派员杨一晨等全部被捕，中共抚顺县委即遭破坏。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党派张佐汉来抚顺工作。1939年2月，成立了抚顺支部，直接隶属省委领导。党的主要工作放在八大矿、制油厂、学校及各产业部门。1937年4月，抚顺特支改组，周鼎仲分管矿山党组织发展工作，任抚顺煤矿采煤所书记，他与王恒庆、冯世贤两人先后两次到煤矿工作，发扬和扩大党的组织，对工人的反抗运动起了组织引导作用。

“特殊工人”的“特殊”力量

由于“特殊工人”中大部分是经过党的教育和抗日战场上的锻炼，来到抚顺之后，成为抚顺煤矿广大工人团结抗日的重要力量。“特殊工人”的自发、有领导的选跑、罢工、暴动等各种形式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息过。

1943年8月，“特殊工人”王国恩在工人中宣传爱国思想被敌人逮捕，引起工人愤怒，二百多名工人联名向日本占领者提出抗议，由于敌人怕事态扩大，被迫释放了王国恩。成为“特殊工人”斗争的序幕。

破坏日伪生产设施是“特殊工人”的另一种斗争手段。1941年6月9日，由保定训练所送到抚顺炭矿所属的蛟河采炭所130“特殊工人”，大部分是八路军的干部战士，斗争性轻强。他们常常唱抗日歌曲、写抗日标语，到矿一周，就展开了破坏煤矿设备的斗争。

组织队伍，痛打敌人。1942年9月，西露天矿采掘事务所火药库“特殊工人”朱美斋组织200多人砸了劳务系和日本店铺。1943年10月11日，该事务所“特殊工人”孙润民领导矿工采取罢工、怠工、破坏设备、制造事故等手段，向敌人进行斗争。老虎台矿的“特殊工入”在张相哉、鲁福祥、孟兆林等人领导下，于1944年二三月间，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提出“不发工资不给衣服就休工”，迫使日伪当局答应条件。

组织逃跑，是“特殊工人”常用的斗争手段。1941年11月至12月间，被押送老虎台采炭所万达屋井的“特殊工人”在原八路军212旅任作战参谋的南品（化名王敬堂），212旅政治部秘书马苏义（化名杨三春）、212旅副团长熊言顺领导下，组织了一次较大的逃跑暴动事件。参加暴动人员200余人，其中有秘密党支部的30余名党员，原国民党部队的抗日被俘人员58名官兵等，暴动前进行了准备和发动。

1941年12月21日晚9点，暴动开始。在逃跑中被敌人发现后在浑河北岸三家子后山与敌展开血战，其中有8人当场牺牲，49人被抓捕回煤矿，南品、高光鉴、李新民3人，以“暴动主谋”为名押送奉天监狱，其他人逃出虎口。1941年，共有1687名“特殊工人”逃跑，占当年煤矿“特殊工人”的四分之一。1944年以后工人逃跑更为繁琐。据统计，1944年4月至6月，仅三个月逃跑工人有8344人，其中5545人逃跑成功。6个月中逃跑万余人。

“特殊工人”逃亡率高达50%以上。“特殊工人”的斗争一直鼓舞着抚顺煤矿工人的斗争，一直到“八·一五”光复，绝大部分“特殊工人”回到了八路军的队伍中去。

迎来曙光

1948年10月30日夜，解放抚顺的战斗打响了。31日早7时，抚顺煤矿没费一枪一弹，顺利解放。

1948年12月末，抚顺矿务局临时委员会改为抚顺矿务局。王新三任局长，同时任命所属各厂矿正副厂矿长。从此，抚顺矿务局组织机构正式建立，各项工作开始走向正轨。

新中国成立后，抚顺煤矿开始了恢复建设工作。作为新中国工业的长子，抚顺煤矿向新中国奉献出了第一吨煤、第一桶页岩油、第一炉钢、第一包铝等诸多填补新中国空白的“第一”，更是用无数双布满老茧的双手和澎湃的激情采掘出“工业食粮”，为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奉献出了光和热。

1956年，抚顺煤矿开始实施总体改建。经过初步改建，煤炭生产能力很快达到千万吨以上，从而使抚顺跃升为国家重要的煤炭生产基地，抚顺因此被誉为中国的“煤都”，享誉中外。

1998年，抚顺矿务局开始着手进行公司化改革。2001年初，形成了改制基本方案。2001年5月14日，抚顺矿务局将有关方案提交有关部门，省国资委于同年6月下发文件批准《抚顺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章程》。2001年9月29日，抚顺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成立。

奋力前行

至今，抚顺矿业集团公司已成立20年。

这20年里，“抚矿人”接续奋斗，再谱新篇，高质量推进各项工作进程，危中寻机，困中破局，交出了一份员工满意、上级肯定、社会认可的合格答卷。

去年初，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抚矿集团公司上下坚决贯彻中央精神、省委部署，以敢于胜利的信念应对疫情大战，以勇于奋斗的姿态应对发展大考，困中稳局，稳中求进，实现了“疫情防控有效，实现零感染；复工复产有序，实现零事故；社会责任有为，实现零缺席”的“三个为零”目标。

观大势，谋全局，闯新路。在推动集团公司高质量发展的征程中，“抚矿人”既有“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坚定意志，又有“越是艰难越向前”的壮志豪情，更有“踏平坎坷成大道”的务实行动。

2020年，抚矿集团公司超前谋划生产接续，科学优化产业布局，全力稳住经济基本盘，新兴产业再度向好，传统产业步伐稳健。

振奋人心的消息纷至沓来——

浓情5月，抚顺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破土动工，为集团公司绿色循环经济注入了新动能。

盛夏8月，集团公司与华能庆阳煤电有限责任公司正式签约，整体托管核桃峪煤矿项目，实现了几代“抚矿人”走出去发展的梦想，开创了域外发展新局面。

金秋9月，西舍场30万千瓦光伏发电项目开工建设，集团公司新能源产业再添硬实力。

浑河城房产开发二期项目建设如火如荼，闲置地块成功升级商业热土。

大官窑陶瓷文创园正式揭牌，成为抚顺又一“城市文化名片”。

固废产业研究走在全省前列；废旧轮胎与页岩热解制油项目被列为辽宁省科技重大专项；固沙、保水、改土新材料开发应用，通过国家循环经济协会鉴定。

“两厂”压煤、背压机组、玄武岩及高岭土开发利用等项目均取得阶段性进展，发展动能加速集聚，转型升级步入快车道。

从愿景到现实，“抚矿人”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发挥国有经济战略支撑作用的干劲更大、底气更足。

面对使命和重托，坚毅的“抚矿人”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的锐气和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胆识，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聚力破解掣肘难题，深化改革创新举措，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办好了自己应该干、能够干、干得好的件件实事，进一步提升了高质量发展的“含金量”。

——大力实施瘦身健体，三家机构被压缩合并；扎实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入华能、中广核等实力央企参与改制重组、项目合作，撬动社会资本，促进合作共赢；抢抓政策窗口期，努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稳妥推进厂办大集体改革、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职能移交等工作，一批长期影响和制约企业发展的突出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严格落实工效联动机制，建立全员绩效考核体系，为2292名新员工提高定级工资，月人均增资174元；672人通过技术比武、首席员工、技师评审等途径，享受提高技能工资、津贴等待遇；全年员工人均工资同比提高7.6%。

——与辽宁大学合作举办中青年管理人员能力提升培训班，有效提升管理人员的能力素质。招聘各类专家、高校毕业生、技术工人699人，内部平衡调剂724人，使得人才引进培养力度更强，员工进出渠道更加畅通。

“让全体‘抚矿人’都能过上好日子”、“不让一名员工下岗”一诺千金，百年抚矿兴家业、厚家底、惠家人，一幅员工幸福生活的新画卷正在铺展。

党建是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总抓手”，党建兴则国企兴，党建强则国企强。在推进高质量发展建设进程中，集团公司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将党建强基、铸魂、战略、人才和护航“五大工程”作为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有力载体，作为新时代加强党的领导与完善公司治理相统一、加强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的重要抓手。

党旗高扬，万众一心。近年来，抚矿集团公司各项事业迈上新台阶、实现新突破，先后荣获中国煤炭工业协会颁发的“先进煤矿”“科技创新先进单位”“统计工作先进单位”“档案管理先进单位”等殊荣，再度上榜“中国能源（集团）500强”，企业发展有温度、有质感、有底蕴，更具内涵。

眼下，抚矿集团公司正处在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的提速阶段。踏上新征程的抚矿集团，将愈发精进地做好改造升级“老字号”、深度开发“原字号”、培育壮大“新字号”三篇大文章，努力走出一条质量更高、效益更好、结构更优，优势充分释放的转型发展新路，奋力开创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